最近获知此书发排在即，仓促上阵看来已势所难免，便认真拜读了最重要的章节和若干只要你一看就不容释手的精彩段落，无数次从心底产生了由衷的佩慰。尽管书中的某些看法未必和我完全一致，一些部分在重视逻辑表达上多少有些过之，某些重复之处也尚可删繁就简，但最最主要的见解已经说出了我早有体会而拙于表达的思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书正像我在前文已述说的那样，它确乎是用早已被检验为真理的唯物辩证法统摄现代知识结构而深入国画理法底蕴的超越前人之作。

　　这部书最突出的特点，除去善于逻辑表达又不艰深晦涩，论理透彻又时出妙喻之外，至少有三。第一，对国画理法原则的探讨，能从认识论与方法论入手，高屋建瓴地抓到了国画理法在发展中一脉相承的文化精神与哲学基础，捕捉住认识国画观察方法、思维方式和语言方式有别于西画的特殊性。而只有把握住这种特殊性，才能有效破除以一般性或称普遍真理出现的西方中心论或者其变种东方主义的影响，建设现代的中国的以国画为对象的基本理论。

　　第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破译了传统画论范畴的实际所指，有层次而又不失关联地揭示了这些脍炙人口却未必为人所见的内在联系，形成了有助于国画发展的内核与框架并重的体系结构。以造化、心源、传统为支柱，以笔墨造型为对立统一的两极的“三棱体”说，是极有见地的理论建树。

　　第三，在对国画表现特点的研究上，尽管仍然沿袭了通用的笔墨语言之说，但实际上高度重视了造型与笔墨间的辨证统一关系，明确指出：中国画造型是具体形象与抽象笔墨的结合；笔墨是中国悠久的历史所逐渐形成的为观众所接受的人为假定性符号规定。这一指出国画语言特点的独到见解，不但在用于阐述具体技法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在展望国画语言发展方向上引出了不变语言构成而创造语汇及使用语汇的方式上的结论，自成一家之言。

　　正因为毕建勋把对国画基本原理和方法论的深刻认识尽可能贯穿到可能涉及的一些具体问题之中，因此形成了一系列深入而新颖的见解，有的见解虽然未必被人接受，但一样富于启示意义。诸如国画学意迥非西画表现之说、妙在似与不似之间之见的可商之论，笔墨白话化的主张和重建国画色彩理论的措施等等即是如此。它对于赞成与否的读者，都会觉得读后大有裨益。我不敢说此书在中国画基础理论的建设上一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对于其中某些论点，比如不赞成笔墨抽象之脱离具象造型，我虽然能深会其强调造型纠正时弊的旨趣，却也觉得尚可过细讨论；至于笔墨白话化的主张，也隐约感觉与他对国画语言并非模拟现实而具有对应现实的假定性的论断有些矛盾。但是，这些也不影响本书仍是一部理深思密纲举目张的突破性力作，事实上，此书既反映了一代新人在专业理论上的成熟与超越，又无可争辩地显示了本世纪末国画基本理论与方法探讨的最新成果，很可能从一方面影响二十一世纪的国画发展。

　　我深信，毕建勋的理论探讨不但不会影响他的创作，而且会助成其创作的腾飞。继续著述与创作双管齐下吧，“雏凤清于老凤声”，走向新世纪的一代国画家，应该也必定会在两个方向进一步做出前辈们不可企及的建树。这就是我的感想，也是我的希望，是为序。

　　1996.10.12

　　薛永年，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理论委员会主任，中央美术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